深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可以有效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优化经济发展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发展培育，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来源 | 《当代金融家》杂志2020年第5期，原题为《完善金融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建议》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第一份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是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举措，为新时代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建设提供了蓝图。
本文就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意义、影响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及完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落实落细意见要求逐一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出促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建议。
经济发展要求资本要素市场配套改革
一是有利于稳定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综合国力等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保持更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资本要素高效配置和使用则是保持经济增速的关键。
首先，资本连接着需求和供给，是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一方面，资本是用于投资的资金。提高资本的市场化配置效率，有利于促进资本向投资转化、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社会产能利用和短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资本就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发挥着引领土地、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组织生产过程的重要作用，资本的快速积累，可以带来生产能力和潜在增长速度的提高。
其次，国内外发展实践经验表明，高储蓄仍是当前阶段我国发展经济特有的优势，金融系统把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资本的过程，也就是把储蓄方面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过程。因此，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数量和效率，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韧性、保持中高速增长意义重大。
二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收入差距扩大、资源能源约束提高等问题，加上国内人口结构改变和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历史性任务。
同样，源于资本要素的引导作用，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资本可以更高效地引导生产资源流向科技创新领域、落后地区和薄弱环节，增加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等方面的投入。因此，深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可以有效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优化经济发展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发展培育，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市场化改革可提升资本要素配置效率
一是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
我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目前有各类银行4500多家，机构数量不少，但结构并不十分合理。
首先，金融市场集中度高，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不足。以银行业为例，当前我国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6家、政策性银行3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商行134家、民营银行仅17家、农信社（含农商行）2200余家，还有近2000家财务公司、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2020年2月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计288.3万亿元，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各占了39.4%和18.1%，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民营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在数量上占比超过99%，资产合计仅占42.5%。
其次，市场竞争不充分，金融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我国大型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和产品主要面向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大公司项目和高净值人群，而对民营经济、小微企业以及“三农”领域和贫困群体的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不足。比如，在农村金融领域，信贷产品普遍存在额度小、期限短，与农村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生产周期不匹配；很多农民信贷产品要求承贷主体必须是青壮年，但当前我国农村人口大多是老人妇女儿童，大多数涉农贷款还要求提供抵押担保，也与农村实际情况不匹配。再如，民营企业获得的信贷支持显著不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与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匹配。当前，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和新增就业，但在全国2019年新增的17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中，包括民营企业贷款4.25万亿元，仅占25%。
二是资本市场发展短板明显。
首先，上市公司整体实力不强。目前我国有上市公司3500多家，约为美国的五分之四，但总市值却仅为美国的30%左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实力不强。
其次，基础制度还不健全、不完善。例如，发行采用审批制，市场化程度不高、审核过程不透明、排队待审公司多、审批效率长期停滞不前，使资本市场融资供需失衡，甚至出现IPO“堰塞湖”现象，极易产生权力寻租、“壳资源”投机等问题；退市制度不完善，导致经营不善的ST、*ST公司不能及时退出市场，市场价格与真实价值相背离，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降低了股票市场的有效性；交易制度及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违规成本低，导致上市公司对重大事项、关联交易等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大股东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事件时有发生。
再次，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我国资本市场个人投资者多、机构投资者占比少。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2019卷）》披露，截至2018年底，全国A股开户的自然人共2.12亿户，机构投资者仅66.2万户，个人投资者却贡献了前一年沪市的总交易量八成左右，机构投资者交易额仅占两成。这与成熟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相反，如美国股市交易中超过90%由机构投资者完成，个人投资者交易不到10%。个人投资者投资交易专业化水平不高，偏好短期频繁交易，存在追涨杀跌的“羊群效应”等非理性投资行为；机构投资者数量少，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等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少，不利于市场稳定和资本形成，制约了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充分发挥。
最后，发挥融资功能作用弱。2019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7万亿元，其中直接融资8.4万亿元，占比32.7%。直接融资中又包括企业债券融资3.34万亿元和地方政府债券4.7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0.3478万亿元，占比1.4%。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需求，使得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占比低的问题愈加突出。
三是金融体系普惠性、包容性不够。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主要以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主。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使得商业性金融为追求利润而“身居闹市、财富信用、规避风险”，专注于服务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和高净值人群。政策性金融主要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定向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
金融体系的普惠性、包容性不够，导致对“三农”、民营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或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逐渐被淡化甚至边缘化。为这些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法规制度缺失，加剧了金融排斥，带来了“穷人存钱富人花”“农村储蓄输血城市”等资本配置中的不公，扩大了我国发展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成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资本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资本价格对内表现为利率，对外表现为汇率。资本价格方面，经过长期持续改革，我国对利率的政策管制不复存在，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金融机构定价能力参差不齐、金融市场不完全统一，信贷市场和基金、债券市场间存在着“双轨利率”，影响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和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汇率方面，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和管理在维持汇率水平稳定的同时，也制约了汇率自动调节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宏观经济作用的发挥。
金融双向开放助推资产全球配置能力
一是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优化金融供给结构。
其一，完善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支持政策。降低金融业市场准入门槛，扩大对社会资本的开放力度，支持有技术、有经验的企业组建民营金融机构。针对小微金融业务特点，在存款资质、业务许可、监管要求等方面对中小金融机构予以支持，促进专注于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
其二，完善问题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强化市场纪律约束，引导问题金融机构有序退出市场。对经营失败的问题金融机构，主要采用兼并重组的方式退出，确保退出过程稳定有序。
其三，重塑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服务模式、风险管理和考核评价机制。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为本，根据实体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多样化金融需求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产品供给，为市场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其四，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增强金融机构竞争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要加强党的领导，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活力，提高国有金融资本运营效益。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强化社会责任，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中小金融机构要逐步建立完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严格设定“三会一层”和内设组织机构的职责边界和议决事议程，重构市场化决策机制，提升管理水平。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坚守信贷主业，稳健规范经营，优化资金运用结构，将更多资源投放到当地实体经济。
其五，推动重点领域金融改革创新，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强化商业性金融的社会责任，进一步发展政策性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金融扶贫、小微金融、科技金融、自贸金融和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进而构建由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普惠金融三大支柱支撑、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保障社会各阶层公平金融服务权，保障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小微企业发展、新动能形成等领域的资金需求。
二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其一，完善股市融资交易制度。将科创板作为制度建设“试金石”和“试验田”，进一步改革完善我国股票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同时完善交易制度、强化信息披露、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公平交易。
其二，开展机构投资者培育工程。引导更多机构投资者和中长期资金投入资本市场，提高投资交易专业化水平。
其三，多措并举促进信用债发行。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机制，建立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置机制。
其四，稳步提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水平。构建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三是完善以权利保障为核心的金融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
其一，制定出台《普惠金融促进法》。切实保障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权，使普惠金融服务供给方与需求方及政府的激励相容，各方责、权、利更加明晰、匹配，不断夯实普惠金融发展基础，提高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和可延展性。
其二，根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制定《小微企业融资保护法》。明确国家政策部门、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为小微企业获取公平金融服务建立良好法律环境，为从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建立制度保障。
其三，尽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并升格为《存款保险法》。提高问题金融机构接管、解散、破产的可操作性，依法保护一般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为问题金融机构平稳有序处置创造条件。
其四，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优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流程，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是进一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本的能力。
其一，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按照“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原则，结合我国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达成的共识，把各项金融改革开放举措落实到位。继续降低外资银行准入门槛，放宽外资银行在境内开展业务的限制，减少行政审批。引进更多投资银行，丰富金融供给，促进金融业充分竞争。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全面可兑换。
其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其三，支持有实力的本土金融机构“走出去”。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支持国内企业开展国际业务，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其四，着力提高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监测和宏观审慎管理，加强区域金融监管合作，提高开放条件下金融监管的专业性、有效性。
（本文为作者学术观点，不代表所任职单位意见）
